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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唱法大多接受过美声唱法的训练吗?

2020-2-7 10:45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歌手,无论是唱民歌的,或者是后来改成唱流行歌的,最早接受的大都是美声唱法的训练。这是时代的印记,因为我们在学习声乐时,正值“文革”时期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创作出有中国旋律、中国韵味、中国气派的新歌曲,一直是新时代的作曲家所追求的目标。像刘炽、时乐濛、乔羽、罗宗贤等创作的《歌唱二郎山》《英雄战胜了大渡河》《我的祖国》《英雄赞歌》等歌曲,这些歌曲在音域、音高上都有技术上的要求,应当说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,这种对歌曲创作和对歌者技术性的要求越来越高,并且成为了一种创作模式和演唱模式。比如,在很多男高音独唱的歌曲中,结尾部分都会出现高潮部分,即结束在至少是a2音上。

“文革”前后,这种“高”要求更加日益显现。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形势和需要,我们在学习声乐时,必须也唯一能接受的训练方法,就是美声唱法。由于美声唱法有一整套符合人的生理条件、发声器官条件的训练手段,有很多讲究呼吸的通畅、喉咙的打开、声音的“高位置”等一定标准的训练手段,所以能成为那个年代学习唱歌的唯一途径。实践证明,能接受到它的训练,无疑对歌唱是有帮助的,对歌唱水平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。

经过了这一段美声唱法在我国的“普及期”,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,美声唱法便日益进入了“成熟期”,对歌者在演唱方面的技术性要求更高。在创作上就男高音歌曲而言,从20世纪70年代的《北京颂歌》《我爱五指山,我爱万泉河》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《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》等,到80年代后的《再见了,大别山》《大江南》《西部放歌》《班长告诉我》《当兵干什么》《兵之歌》等,一般都会在结尾部分安排bb2音、b2音甚至HighC的高音。类似这样的“大歌”,如果没有美声唱法的技巧作为支撑,应当是很难完成的。这也就导致了如今很多人对民族唱法日益“美声化”的忧患。

但最重要的是,民族唱法的歌者不能“乱”,还千万要记住,无论接受怎样的美声唱法教育,那只是为了提高在发声机能状态上的能力,切记不可将美声唱法以“表现声音”为首要的观念,来替代民族唱法以“表现韵味”为首要观念的理念。

“韵味”是民族唱法的生命线,也是底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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